老乡们的认识特别亲密

杨得志，1911年出生，湖南省醴陵县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科长、团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担任先锋队、先头部队。他曾指挥红一军团一师突破乌江天险，组织“十八勇士”突击队强行渡过大渡江，初步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杨勇比杨得志小两岁。湖南省浏阳县人。 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营长、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 1934年1月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授予的三级红星奖章。长征途中，杨勇率领的红三军第四师第十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安全渡湘江的任务。湘江之战后，他率部英勇作战，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多项作战任务。

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的，杨勇是红三军团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经常协同作战，歼灭敌人。他们在同一个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们战斗在同一条艰辛的长征路上。双方早就听说过他。杨得志早就听说杨勇是红三团年轻优秀的政委之一，杨勇也熟悉带兵攻克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的名字和事迹。攻破乌水，强渡大渡河。长征结束时，由于过度裁减兵员，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杨得志所在团被划为第一纵队第一旅，任大队长；杨勇所在团定为第二纵队第十团。旅长，任旅政委。由于兵马很少相聚，两人一直未能相识。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胜利返回后，在陕北召开的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时任红军一路军第一师副司令员杨得志“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与第4师第10团政委杨勇首次会面。那次会议期间，大家一起愉快地吃饭。杨得志坐的桌子距离杨勇不远。他们以茶当酒，互相祝贺胜利。交谈中，他们得知自己是湖南老乡，而且醴陵和浏阳是相邻的两个县。杨勇一听杨得志比自己大两岁，脱口而出：“杨哥。”以后每次见面，杨勇都会用“杨哥”这个亲切的称呼来表达与战友们的友谊。无论是抗战时期的平型关战役，还是坚守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日日夜夜，还是最后我们度过的总参谋部日日夜夜的相处，杨得志“杨老哥”这个亲切的名字伴随了杨勇一生。最后一刻。

革命事业常常破裂

1936年5月，“抗日先锋军”改回红一军团。杨勇调任红一师政治委员，杨得志调任红二师师长。随即，杨得志、杨勇到照相馆与第一师师长陈赓、第二师政委肖华等人合影留念。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杨得志任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团长，杨勇任第343旅第686团政治委员。不久，他们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后来两人又转战晋东南地区，共同扩兵、冬季练兵，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

1939年初，第115师主力东进山东。杨得志奉命率部东进冀鲁豫边区，先后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率部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后任第115师独立旅旅长、政委，不久任第343旅旅长、山东军区司令员。虽然分属两个军区，但在抗日战争、抗击伪军的战斗中，不忘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在山东东明县的一次战斗中，杨得志指挥的冀鲁豫军区部队与鲁西军区杨勇师等兄弟军一起，对顽军进行了反击。杨得志率部进入深入地区后，另一位兄弟的军队退出战斗，导致杨得志的部队陷入重围。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杨勇上前对杨得志说道：“你放心，不赢我是绝对不会退出战斗的，我们一起战斗吧！”在杨勇及其部队的积极配合下，顽军终于被击败。

1941年7月，鲁西军区与河北、山东、河南军区合并，统称河北、山东、河南军区。两个军区主力统一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杨勇。杨得志和杨勇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单位一起工作了。这是杨勇首次担任“杨老哥”的副手。没想到，他们连面都没见过。去年4月，杨勇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出席七大。后来，由于七大推迟，杨勇进入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杨勇返回河北、山东、河南根据地，传达延安整风运动精神。当杨勇返回冀鲁豫军区时，杨得志已于1944年1月离开冀鲁豫军区，按照党中央指示，率领河北、山东军区主力河南军区进驻延安，负责保卫黄河防御、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重要的任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得志回到冀鲁豫军区，担任冀鲁豫纵队司令员。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永才时隔四年多再次见到杨得志。然而，并肩作战没多久，根据中央的要求，政委杨得志和苏振华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主要由原河北部队组成。鲁豫军区，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过境晋察冀军区，为东北做准备。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则率第一纵队返回晋冀鲁豫军区。随后，根据晋冀鲁豫军区指示，晋冀鲁豫第一纵队与晋冀鲁豫第七纵队杨勇在山东省蒲县白一阁合组，组成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名称仍为杨素纵队，但司令员由杨得志改为杨勇。此后，杨得志和杨勇分属不同的战略领域。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一系列解放华北的战斗，后来率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挺进西北；杨勇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征战中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率解放军第五兵团挺进西南。随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6月12日，政委杨得志、李志民率领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渡过鸭绿江，英勇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并保卫自己的国家。出国前，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会见杨得志等人，向他们告别。周总理自豪地说：“我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来，叫‘三杨开泰’！” 1953年5月11日，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军长杨勇政委何旺平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16日，杨勇、王平抵达志愿军司令部徽仓。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热情接待。远远地，杨勇看到了杨得志，激动得喊道：“杨哥！杨哥！”他一边喊着，一边快步向前走去，紧紧握住杨得志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在异国他乡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在杨得志等池部首长的大力支持下，杨勇率部在金城反攻中给了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1954年2月，杨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邓华代司令员回国后，杨勇协助杨得志领导志愿军总部工作。 10月，杨得志任志愿军军长，杨勇留任副军长。这是杨勇第二次担任“杨老哥”的副手。遗憾的是，此时，杨得志也提前回国了。他在国内接到任命，组织上确定他去南京陆军学院学习。杨勇负责志愿军的主要领导。 1955年4月，杨勇接任志愿军军长。

非凡岁月的温柔

杨得志、杨勇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后，均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杨得志曾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勇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两人都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军队整体建设中。 20世纪60年代，他们组织领导济南军区、北京军区部队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 1964年，他们带领军事训练精英到北京汇报表演，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评价。在此期间，杨得志和杨勇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错误的思潮蔓延到军队，一大批开国英雄将领成为批判的对象，杨勇也不例外。林彪早已将杨勇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以“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之人”的罪名从政治上陷害杨勇。 1967年1月22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军区被叛乱分子抓获关押，后被转移到河北邯郸某军农场劳动改造。 1971年1月31日，杨勇摔断腿。由于腿部伤势严重，他被转送到多家部队医院，并要求截肢。杨勇坚决不同意。杨勇随后被送往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但该医院的设备和技术不足。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亲自致电总参谋部，并派飞机将杨勇送往北京301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4月底出院后，杨勇暂时住在总政治部招待所，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这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雨老同志让杨勇去武汉休养，沉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让他去沉阳。

不久，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看望杨勇，并邀请杨勇到所辖的山东疗养。杨得志只是对杨勇说道：“我现在还有地方，你到我那儿来吧。” 1971年5月中旬，杨勇按照杨得志的安排，拄着拐杖与妻子林斌、女儿晶晶等人来到青岛，搬进了位于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太平角的房子。杨勇现居青岛，没有任何职务。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疗养环境也很好。杨得志安排他住在养老院。冬天，房子远离大海，有暖气；夏天，房子靠近大海，海风习习。杨勇经常拄着拐杖在疗养院里走动。离他们不远的海边有一个海水养殖场，所以可以看到海边漂浮着零星的海带。杨勇和孩子们时不时地去海边捞海带。他有时会带着孩子们到海滩上挖蛏子、钓螃蟹。杨勇还经常指挥孩子们到隔壁铁路疗养院锅炉房后面的麦田里“偷”挖野菜，然后包饺子吃。在“杨老哥”的照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锻炼，杨勇的双拐换成了单拐，单拐变成了手杖。

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心杨勇的情况。 1972年春，他两次被问及杨勇的下落：第一次总局答复说他不在北京，不知道他在哪里，需要询问；第二次总局答复说他不在北京，不知道他在哪里，需要询问；第二次询问时，得知自己在青岛休养，他才松了口气。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勇告别了“杨老哥”，离开了居住了一年的青岛，回到了北京。 1972年7月，杨勇回国担任沉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总参谋部集合和分离

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杨得志、杨勇分别率领武汉军区、新疆军区拨乱反正，肃清左派影响，追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人和事。狠抓各级党委、支部整顿，加强战备训练，落实各项战备制度和规定，所属部队正规化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977年8月，杨勇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9月，再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司令邓小平工作人员，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杨勇深知，总参谋部作为中央军委的行政机关和全军的军事指挥机关，责任重大。他上任后，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积极开展讲真相、讲标准，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推动总参谋部建设迈上新台阶。 1979年1月，杨得志在关键时刻临危受命，从武汉军区司令员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在保卫西南边境的战斗中，他亲自亲临前线部队指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

1979年底，由于工作繁忙，邓小平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小平同志征求了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善于战斗，团结同志，工作负责，于是提出接任总参谋长。后来，中央对于总参谋长的选拔有了新的考虑。 1980年2月，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协助全面工作。这是杨勇第三次担任“杨老哥”的副手，也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时间最长的一次（3年）。杨勇对杨得志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相信杨得志主持总参工作后，总参一定会焕然一新。为了让“杨老哥”熟悉部队情况，杨勇在生病时多次陪他到外地视察。虽然杨勇最近才去了一些地方，但他还是坚持要陪着他们。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当场向总经理汇报、介绍情况。在勘察东北地形时，有一天，在检阅军队时，恰巧下雨了。杨得志、杨勇冒雨坚持观看全部军事演出科目，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 1982年2月，杨勇陪同杨得志视察西沙群岛建设情况，详细询问指战员生活情况。离开小岛时，战士们依依不舍地说：“希望领导再来！”杨勇乐观开朗地回答：“我一定会来看你们的！”他和杨得志约定明年春天去西沙，却成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