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亚足联正式发布公告，宣布根据亚足联所属独立“准入审查机构”作出的决定，按照《亚足联俱乐部许可制度（2016年版）》的相关规定，取消山东鲁能俱乐部获得参加2021年亚冠联赛的许可，这也意味着山东队将没有参加今年亚冠联赛的资格。消息一出，无异于再次在中国足坛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虽然山东泰山俱乐部的新东家会“心痛”，因为在亚足联发布正式文件之前，俱乐部已经缴纳了公告中提到的欠款。不过，整个事件或许并不只是赔偿那么简单。

亚足联已告知该决定不可上诉

虽然亚足联在2月8日才正式发布公告，但事实上，1月中旬，中国足协就已经收到亚足联关于山东鲁能俱乐部取消参加2021年亚冠联赛的消息。资格、原因均已详细阐述，中国足协已准备好替补俱乐部。因为山东鲁能俱乐部被取消资格，并不意味着中超“3+1”参加2021年亚冠联赛的席位会减少。具体替补阵容由中国足协公布，并由亚足联最终确定。

足协外事部收到亚足联的正式文件后，一方面通知了山东鲁能俱乐部，另一方面也开始着手处理此事，了解整个事情的起因。其实整个事情还是比较简单的。山东鲁能俱乐部在2017赛季结束后与马加特的球队终止了合同。马加特的球队中还有一位助理教练沃尔夫斯冈。与俱乐部的合同终止后，他并没有就此止步。相反，他直接向国际足联上诉，甚至最终向体育仲裁法院（CAS）上诉。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最终做出了有利于该案的裁决，但鲁能却迟迟没有回应。据此，亚足联作出上诉决定。

尽管国内有传言称鲁能有十天上诉期，但亚足联在发出的通知中明确表示：“亚足联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本决定的执行。”通知还称，“亚足联将把整个事件的相关材料提交亚足联纪律道德委员会秘书处进行进一步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采取行动（如果认为适当）。”

也就是说，山东鲁能被剥夺参加今年亚冠联赛的资格已经是既成事实。无论鲁能或中国足协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山东队很可能缺席今年的亚冠联赛。

山东泰山俱乐部为何“尖叫”？

当山东泰山俱乐部收到亚足联被取消参加亚冠联赛资格的消息时，俱乐部所有人想必都感到“委屈”。一方面，经过亚足联此前的“问候”，据了解，新俱乐部已经按照国际体育仲裁法院的判决向沃尔夫斯冈支付了赔偿。而且，在1月27日亚足联主办的亚冠小组赛抽签中，山东队依然出现在种子队的抽签中。似乎并不涉及所谓的“可能取消亚冠资格”。 “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山东俱乐部去年以来发生了重要的股权变动。甚至可以说，俱乐部在这一年里已经进行了新老俱乐部的更替。作为新东家，俱乐部正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大放异彩，以实现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亚足联突然被取消参加亚冠联赛的资格，这当然让新俱乐部管理层相当不高兴。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山东队被取消资格或许与俱乐部正在进行新老股东更迭有很大关系。

首先，像“沃尔夫冈事件”这样的事情（就以当事人的名字来命名吧）发生在原俱乐部和原管理团队执掌期间，与现在的新管理团队无关。新团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老团队的影响。 “沃尔夫斯冈事件”的起因是，原山东鲁能俱乐部决定终止与德国名帅马加特的合作，并与全队所有工作人员办理合同后，沃尔夫斯冈作为助理教练似乎分手不是友好的，而是不愉快的。

据了解，鲁能当初选择马加特的球队时，是与马加特作为主教练签订的“打包”合同，马加特将从“打包”合同中支付助手的工资。沃尔夫斯冈的工资也是从马加特那里拿的。不过，由于马加特和沃尔夫斯冈的执教理念不同，后期两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争吵。但由于同为德国人，沃尔夫斯冈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才瞄准了目标。鲁能俱乐部。因此，俱乐部直接向国际足联提起诉讼。

事实上，此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波澜，是因为沃尔夫斯冈根据合同认定，如果鲁能想要解约，就应该按照合同支付赔偿金。不过，鲁能方面认为，由于与马加特签订的是一揽子合同，解约金也给了马加特队，不应该单独向他们支付解约金。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但德国人坚持说：“不要让‘占便宜’的钱白白浪费了！”钱方面，并不算太高，50万欧元左右。当然，少说也不算少，毕竟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笔钱。当然，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教练，你的月薪可能只有1万到2万到3万元左右。中超联赛是一个到处“烧钱”的“泡沫”，这也算是一个证据。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暂时不提。

出门“迷茫”

从事件发生到2021年1月，亚足联将此事拖延了三年。对于山东泰山俱乐部的新东家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委屈”。但问题是：无论是新东家还是老东家，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状态，那就是可以利用各种“关系”来“解决”国内的各种事情。但到了外交领域，情况就不同了。

举个例子，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国际足球法，你应该很清楚，当德国人把案子打到体育仲裁法院（CAS）时，如果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一定会找到相应的、有知识的人。人们，尤其是那些了解国际足球法的人。足球律师也参与其中，应对诉讼，并试图找到打赢官司的方法。当然，在此期间，您首先要说明具体情况，其次，提供对您有利的相关证据，以便仲裁庭在宣判时能够考虑或采纳。但很明显，山东俱乐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中国足协当然也没有提供必要的帮助来帮助鲁能俱乐部处理此事。

需要知道的是，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一旦做出最终裁决，各类案件最终推翻率不超过1%。 CAS做出裁决后，一般会直接通知当事人，并明确告知可以在10天内对裁决提出上诉。当事人收到后，一般情况下通常会在10天内作出答复，并尽力提供对其有利的最新证据，以便CAS做出有利于其的最终裁决。而对此，山东鲁能俱乐部也没有回应，或者说反应缓慢。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鲁能俱乐部甚至中国足协都没有做出回应，那就意味着德国人彻底赢了官司。那么，鲁能俱乐部必须按照CAS仲裁裁决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赔偿金。可惜鲁能没有！截至目前，鲁能在收到亚足联相关官方文件后，及时支付了包括利息在内的赔偿金，但未能及时支付赔偿金和利息，这就是亚足联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关于逾期应付款项”。这一事实已经发生并将永远存在，也违反了亚足联的相关规定。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逻辑关系！

中国足协对外事务处理需更加严谨

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亚足联的这一公告，其实反映出了中国足协的一个重大管理问题。也就是说，首先，山东俱乐部“未能支付赔偿金和逾期利息”已是既成事实，这显然违反了亚足联对俱乐部参加亚冠联赛的许可制度的相关规定。而且，亚足联要求俱乐部许可制度每年报告一次，而亚足联已将这样的权力下放到了中国足协。

从中国足协的角度来说，“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谁也不能得罪”。因此，只要国内俱乐部汇报，一切都会得到批准。因此，只要看看亚足联最新公布的《2021年亚冠联赛授权俱乐部名单》，你就会发现：中国足协是所有有资格参加亚冠联赛的唯一协会。联赛会员协会的正式会员资格，甚至日本足球协会和韩国足球协会，也没有像许多俱乐部报告的那样获得许可。

那么，问题就来了：众所周知，不仅是中乙、中甲俱乐部，就连中超俱乐部也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否则，中国足协要求球员签字的工资单必须在1月29日提交，为什么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呢？根据亚足联发牌制度的要求，不拖欠工资是最低要求。这难道不明显表明中国足协内部相关部门和人员“造假”吗？

此次，泰山俱乐部参加亚冠联赛的牌照被吊销，其参加亚冠联赛的资格也被直接取消。难道只是山东泰山俱乐部“尴尬”了？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和中国职业俱乐部的最高管理部门，难道不是给亚洲足球和世界足球“丢脸”吗？

因此，从管理角度来说，恐怕不仅是山东泰山俱乐部需要吸取教训，中国足协以及协会内相关部门和人员也应该引以为戒！在处理国际足球事务时，用国内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

伊朗、韩国等国家的俱乐部都有先例

这并不是亚冠历史上鲁能第一次被取消亚冠资格。早在2017年1月，亚足联旗下独立“准入审查机构”就曾做出类似决定，取消韩国全北现代队参加2017年亚冠联赛的资格。作为2016年亚冠联赛冠军和2016年韩国K联赛亚军，全北队征战2017年亚冠联赛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由于全北现代队在韩国涉嫌行贿和打假丑闻，亚足联相应取消了其参加亚冠联赛的俱乐部牌照，也因此无缘当年的亚冠联赛。尽管全北现代俱乐部在事件发生后向体育仲裁法院（CAS）提出上诉，要求推翻亚足联的裁决。然而，CAS 2 月3 日的裁决是驳回全北现代的上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山东泰山俱乐部的现状与全北现代俱乐部有些相似。全北现代队的结果似乎已经预示着，一旦山东泰山俱乐部也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那么最终的结果恐怕也逃不过全北队的结局。

同样的“未能支付赔偿和逾期利息”的情况也发生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埃斯特格拉尔等老牌俱乐部身上。尤其是去年的亚冠联赛，两家具乐部都曾因此差点被亚足联禁赛。因为曾执教鲁能的克罗地亚主帅伊万科维奇在执教波斯波利斯时被拖欠工资，离职后起诉国际足联；德国主帅沙菲尔和阿根廷人卡尔德隆也被解雇并拖欠工资，他们还不得不向国际足联寻求帮助。国际足联对两家具乐部进行了罚款，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亏损，否则将被禁赛。去年亚冠联赛初期，两支伊朗俱乐部差点被禁赛。西亚赛结束后，沙特阿拉伯纳斯尔队在决赛输给波斯波利斯后向国际体育仲裁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波斯波利斯俱乐部拖欠工资的问题。

不过，波斯波利斯队最终还是能够坚持下来。重要的是，伊朗目前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资金无法正常转入转出。这一点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拖欠外教工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终还是通过国际足联，因为疫情期间国际足联给旗下各个会员协会发放了补贴，国际足联代为支付了这些外教的工资。

显然，对于目前的山东俱乐部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即资金可以按照正常情况流动。显然，伊朗两家具乐部的情况，参考意义和价值不大。

山东向CAS上诉或许是唯一途径

对于山东俱乐部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恐怕就是错过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佳时机。也就是说，在国际足联和CAS的裁决出来之前，山东泰山俱乐部并没有最大程度地为自己寻求法律援助，从而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条件。